公元1840，农历庚子年。对中国来讲，是个重要年份，自这一年起，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社会性质发也生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阶级，人们生活等，都和过去有了巨大的不同。
每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快慢不一，有的还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每个国家近代史节点也不一样。
为什么1840年鸦片战争被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个问题不好论述。用衡量世界近代史节点那把标尺，就不适用。 这把尺子，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找的，可是中国没有发展壮大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了。甚至有人进行精准定位：万历九年即公元1581年。这一年，首辅张居正以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发展缓慢，也将沿着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缓缓步入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在明朝中后期萌芽后，没有如期发展、壮大、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它如同一个婴儿，最终胎死腹中。原因就是中国封建力量太强大，两百多年时间里资本主义也没发展起来，反而产生了康乾盛世，达到了封建社会最高峰，然后慢慢衰落，尽显制度弊端。
落后就要挨打，西方等不及了，在1840年，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半推半的被拽进近代社会。
16世纪，是世界近代史开端，而1640年英国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正式确立资本主义制度。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200年+跨度，就是当时中国和世界的距离。
鸦片战争对中国冲击太大了。1840年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入侵的开端，中国发展轨迹被打乱了。战争前后中国国情，在性质上完全不一样。鸦片战争影响了中国近代一系列历史事件。
仅仅从冲击大，就说明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起点？似乎说不通。
我弱弱的问一句，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就不进入近代社会了吗？中国近代史的起点难道仅仅是因为落后了，在1840年挨打了，难不成还要感谢英国的坚船利炮？把中国带进了近代文明社会？
显然不是。中国把鸦片战争这一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有很多原因。
这里涉及有个重要问题：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以，那把尺子还是适用。
世界范围内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中，确立近代史起点。如果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按照尺子说法，社会中应该有近代性因素。于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史学界开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寻找近代性因素，这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动力。
这种近代性因素，是中国近代史开端动力，它本身从哪里来？扯出三种模式：冲击-反应模式、侵略-革命模式、早期-启蒙模式。
第一种模式以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为代表，他写《中国与美国》《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书里对于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的动力，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
按他说法，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虽然王朝周而复始的更迭，可每一次改朝换代，社会内部没有新生产关系和近代性因素产生，是一个僵死、停滞的社会。直到1840年，在西方列强冲击下，中国社会被动做出反应，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于是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
这种观点不仅费正清，其他历史学者亦有很多认同。不仅在美国，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影响，民国主流历史学者如蒋廷黻、郭廷等也认同。
不同于“冲击—反应”模式，以苏联学者拉迪克为代表，其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以及后来莫斯科中山大学编译的《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革命运动史》，描述出另外一种模式，叫侵略-革命模式。
此观点认为，1840年以后，西方对中国不是什么冲击，而是一种侵略。中国社会做出的反应，也不是什么一般性的反应，而是革命。
这两种模式有区别吗？不大。
有一点相同：都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没有近代因素。等于承认中国社会的近代性因素，是西方列强给送来的，区别是这个过程叫“冲击”还是叫“侵略”。
以上两个模式，又可以总结为一种模式：就是中国近代性因素的“外发-赐生”模式,说近代因素不是中国内部产生的，是外发的；不是原生的，是赐生的。
以此逻辑，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性因素，要感谢西方列强所赐。
对此，中国人不答应。史学家侯外庐1945年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通过大量资料和深入研究，认为中国不是如同美国学者费正清，以及苏联人拉迪克所说那样，他认为在中国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产关系萌芽，这种叙事模式，被称为早期-启蒙模式。
此模式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母体内部，明朝中后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这种因素是内发的，不是外发的，是原生的，不是赐生的。
相对于美国、苏联给我们定义的“外发-赐生模式”，“早期-启蒙模式”也称为关于中国近代性因素的“内发-原生模式”。
按此理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毫无疑问要定在明朝中后期。可是这个萌芽没长大，没有下文。用它来定义近代史，中国人自己也心虚。
毕竟，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260年间，没有诞生公民意识，国家法律没有战胜君权，中国没有加入任何国际法公约，也没通过资本主义发展使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农业文明，反而诞生了康乾盛世，走上了封建最高峰。
盛极必衰，按照正常逻辑，中国是可是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然后西方等不及了，开始对中国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把中华民族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
费正清毕竟是学者，不是政客。到了晚年，他认识到自己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冲击-反应模式”叙述存在问题，在晚年所著《剑桥中国百年史》中，承认中国近代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社会内部引发的结果，否定了他早年关于中国近代性因素是“外发-赐生模式”的描述。
以上是，中国近代史动力问题的三种描述。
中国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是采用以上哪种模式？早期-启蒙模式？是冲击-反应模式？还是侵略-革命模式？
都不是。在中国教材里，以早期启蒙模式为前提，承认中国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但是，也承认这种萌芽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始终处于萌芽状态，没有能够正式产生。
马克思讲过：“社会的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说明什么？
说明当生产力水平进入到使用青铜器时代的话，生产关系方面就发展到了奴隶制生产关系。
说明当生产力水平进入到铁器的广泛使用，那么生产关系进入到封建生产关系。
大机器时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标志。
资本主义发展常规链条上，有三个阶段：家庭手工业阶段、工厂手工业阶段、大机器工业阶段。中国明朝中后期虽已经出现了萌芽，但在1840年以前，始终没有进入到大机器工业阶段，甚至没有进入到工厂手工业阶段，还只是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所以，不足以在民族资本主义这条线上找中国近代史起点。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人为的被带进了大机器工业阶段。所以，中国近代史起点问题，和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不是感谢，更多是辛酸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