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商鞅变法，是秦国秦孝公时期由商鞅发起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
商鞅变法在中国国古代变法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在改变当世的秦国风貌的同时，也与后世秦王朝的兴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今天，就让我们从商鞅变法的内容出发，通过对商鞅所制定的秦法，来探究秦朝衰亡的制度因素。
（商鞅画像）积贫积弱，变法图存
商鞅本名卫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 ，是战国时期卫国 (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梁庄镇) 人,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因其先祖为卫国贵族 故又称公孙鞅。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鞅少好刑名之学, 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
而公叔痤在临终前曾向魏王进言：“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
见魏王不屑一顾，他又说：王既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
不得不说，公叔痤极具识人之明，他看出了卫鞅身怀经世之才，若放任其去往别国，势必会对魏国构成威胁。
可惜他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并未勘破魏王的想法：魏王既然不肯听信他的话重用卫鞅，自然也不会仅凭他一句话就杀了卫鞅。
在以相国的身份为国尽忠之后，公叔痤又以师长的身份提醒卫鞅赶快逃出魏国，少年卫鞅就这样有惊无险地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一路向西逃入秦国。
彼时的秦国刚经历过四代乱政，财富土地空前流失，又因地理位置而被山东诸国视作蛮夷。
当此之时，国家迫切的需要一个指导方略来救亡图存。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嬴渠梁继位，继位的第一年，这位年轻的新君向天下发布了一道《求贤令》：
“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几乎代表了一位君王能开出的最优渥的条件。
而在秦国变法大成之后，秦孝公也的确遵守了这一承诺诺，赐卫鞅商於十五邑作为封地，号其为“商君“。
《求贤令》使卫鞅看到了秦孝公对名士的尊重，于是他毅然决定入秦，助秦变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五年，在经历过一场场辩论之后，秦孝公终于决意变法，一场影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政治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推行法治，以法立国
在“以法治国”的前提下，卫鞅的改革思路大致可分为四条大纲。
其一，推崇农本以富国。新法规定：废除战国通用的井田制，推行土地私有制，开放了土地的自由买卖权，并以财税手段奖勤罚懒。
而这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思想，是在《商君书.垦令》中提出过的“重农抑商”思想——即以农业为国民的“本业”，以商业为“末业”。
卫鞅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迫使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开始从事农业，并采取了针对农民的愚民政策，从根源上断绝农民从事其他行业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卫鞅又要求国府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借机统一了国家的田赋制度。
从经济角度看，这些制度既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能提高全国的粮食储备量，为秦国参与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而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最原始的赏罚手段却在无形中降低了治国的难度，人民不知国政只管种地，其他一切跟着政府走，散乱的民心就这样被利益团结在了一起，并迅速归于政府。
其二：激赏军功以强兵。为增强兵力，卫鞅在“农本”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十等爵军功制”，这一制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点。其一，“凡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新法将秦国的爵位分为了二十个等级，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出身，皆可凭军功享受相对应的爵禄。
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等同于取消秦国宗室所享有的世袭特权，公室贵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获取爵位和封邑了。
这一政策直接将卫鞅推向了老氏族的对立面，为他人生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军功爵”制度依然遵循了最原始的赏罚原则，却为普通百姓提供了阶级跨越的通路，老氏族的特权被打破。
想要成为秦国的新贵，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上阵杀敌，凭借杀敌数量的多少来获得高官厚禄。
在政策的激励下，秦国的有志青年皆愿意去从军，以敌军的人头为自己挣一份光明前途，秦军就此成为了一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
其三，整顿地方以领政。在大力推行前两项政策的同时，卫鞅又提出了“废分封，设郡县”的主张，即以郡县制度代替秦国实行了百年的分封制，形成了中央—郡—县—乡—里—村的层级制度。
为方便管理，新法还改革了现有的户籍制度令居民以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编户入伍入什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实行一户有罪十户连坐的惩罚措施。
严格的层级划分使中央的政令在地方上得到高效的实行，严苛的惩罚措施提高了犯罪成本，大大的降低了地方的犯罪率，二者互为表里，共同加强了中央集权。
强大的中央集权又使国家力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国力高度凝聚，国家自然不怒自威。
其四，移风易俗以正民。为了纠正国民的歪风邪气，使国家不至于从内部溃烂。新法在社会风俗方面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比如禁止民间私斗，杜绝血腥的同态复仇法，避免国家战力的内部消耗。
又比如强制民间实行分家政策, 禁止已经成年的父子或兄弟居住在同一个大家庭内，以此来激发小家庭的独立自主意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国府的税收（秦法按户收税）。
四纲之下各有其法，在详细的层级划分与严苛的刑罚面前，秦国真正做到了举国同法。
朝野间官吏无贪，庶民无私，看似平稳的发展轨道背后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人民对于国府只有惧怕，没有爱戴。
刑杀峻急，伤民之心
如果说法律是维持国家运作的机器 那么民众的道德水平就是国家得以立世的脸面，要命的是，在商鞅变法的愚民政策之下，国家机器从国家脸面上狠狠碾了过去。
换句话说，秦人不愿犯法并不是因为犯罪可耻，而是害怕犯罪之后的惩罚。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对人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秦法在后世史书中以严苛著称，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商鞅经手的渭水大刑。
“（商鞅）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 比于丘山。——《新序.商君论》”
百姓们由此积怨于心，民怨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注定会有一场山洪般的爆发。
而在另一方面，秦国在六代雄主的领导下走向统一，国家的疆域在不断扩大，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作为保障，种种疏漏都表明，秦朝注定会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商鞅之法于秦国而言是治国理政的佳兵利器。
商君法的变田、赋税、农爵、军功、度量、官制等条例犹如一只匡扶朝纲的手，原本贫弱的秦国在它的帮助下成为了傲世中原的天下第一大国。
虽然最后商鞅被车裂，但只要秦法不死，战时的秦国就不会变形糜烂。
但在天下归秦之后，原本的利器却逐步变成了断送国祚的凶器。
列国遗民们纷纷归秦管辖，与习惯“重典”而又不甚开化的秦人不同，山东六国的臣民深受百家学说的影响，从观念上便与秦法存在着冲突。
加之遗民们原本就与秦国有着亡国之仇，归顺后不但得不到优抚，还得忍受秦法严酷的制约，这使的他们的心中积怨愈深。
而此时秦人的个人意也识在各国融合的过程中逐步觉醒，觉醒的人格却又缺乏古代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忠君爱国”思想，原本驯服的民心开始集体躁动。
商君法在秦国根基太深，统治阶层根本意识不到旧制度的欠缺，始皇帝在开国后不惜民力，利用中央集权大力兴修长城，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彼时尚能上位者强大的政治手腕镇压来实现和平，可一味地镇压终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在始皇帝驾崩之后，愤怒到顶点的百姓们抓住了政权交接的空档，一举起兵推翻了秦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