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去世后两年，郑州老乡、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772年在新郑一个中小官僚家庭出生了。
如果说杜甫以深沉成“圣”，李白因豪放成“仙”，白居易则因平易而自成唐诗连绵起伏的群山中一座不能忽视的高峰，被称为“诗王”或“诗魔”。
与杜甫见证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不同，白居易所处中唐，少年时代就好几年生活在战乱的动荡之中。有资料记载，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用功到读书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就头发全白。
或许文人都有一腔“学而优则仕”、以身报国的热血壮志，在白居易的“职场”生涯中，他有受到皇帝赏识的高光时刻，也有被贬的落寞低谷，但紧紧陪伴在他身边的，始终有诗。
得意时诗歌创作积极反映民生疾苦，补察时政;失意时远离中央朝廷，诗、酒自娱，写起诗来直抒胸臆，平易好懂。《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每一首“白氏出品”，都是那么雅俗共赏，正是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生动诠释。
白居易一生不仅花了很多心思写诗，还把更“大”的心思花在了诗歌理论上，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基础，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直白来说，就是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
盛唐时，诗歌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流行乐似的娱乐品，而到了此时，诗歌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消遣”，而成为反映社会、正视现实的必要“镜子”。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其他诗人，白居易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深远。北京大学严少璗教授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作家，像白居易那样对日本中古时代的文学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也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如此深入地打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资料显示，白居易在世时，其诗歌作品就被遣唐使带到了日本。据考证，当时传到日本的白居易诗歌主要以《白氏文集》《白氏长庆集》为主。在日本9世纪到12世纪的400多年里，白居易诗歌不只是作为异国文学珍品供其鉴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示范”，供作家们在创作中学习。这一时期的日本汉诗、和歌、物语、散文，几乎在文学的一切样式中，都不同程度显露了模拟白居易文学的痕迹。日本平安时代的著名学者大江维时编撰的《千载佳句》一书中，收录了中日诗人1110首诗歌，白居易诗歌就有535首，排名第一。在日本，关于白居易的研究很早就进入了专业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