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让欧洲人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可是接下来的一百多年却多灾多难：暴雨、严寒、饥荒和恐怖的黑死病(1347—1350)，这似乎还不够，无休止的战乱(如英法百年战争)更是让城镇荒芜、横尸遍地。但这是中世纪走向黎明前的最后黑暗，此时的欧洲人虽身处逆境，但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坚定地调整自身以适应改变了的环境，为欧洲文明的复兴保存了火种。最终迎来了文明的曙光，那就是照亮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
1.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renaissance)起源于意大利有着多种的原因：首先是意大利拥有欧洲最先进的城市社会，意大利的贵族们通常居住在城市中心，直接从事银行业或商业贸易；其次是意大利与古典文化相联系的意识比西欧的其他地区更为强烈，古罗马的遗迹在整个意大利半岛随处可见；最后是意大利经济的繁荣，正是有了物质财富作为基础，意大利的王宫贵族们才可以延揽有才气的文学家、艺术家，让他们为自己歌功颂德，同时也激发了文学与艺术的繁荣。例如，著名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靠银行业发家,主宰佛罗伦萨的政治，成为文学和艺术的赞助人。
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城中许多学者携带古希腊文化典籍逃往意大利，更多的人选择了佛罗伦萨，种种因素促使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也成为“意大利的雅典”(威尔·杜兰)。
意大利人称呼这个新时代为“再生”(rinascita)，这种“再生”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繁荣，也不仅是古典学识的再现，更表现在意大利人在地中海明媚阳光照耀下对新生活的憧憬：
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促使人们享受现世；
大学、知识和哲学的发展启迪了人的心智；
广泛地认识世界开阔了人的心灵。
这一切凝汇在一起，形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人文主义。
弗朗西斯·彼特拉克(Petrarch，1303-1374)被视为最早的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他认为经院哲学沉湎于抽象推理而全面误入歧途，人们应该向古代经典著作学习，因为那里充满了伦理学的智慧之光。而列奥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不仅是位天才的画家，更在科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一位画家，他认为绘画应该尽可能准确地模仿大自然。他研究人体的解剖、眼睛的构造、光学的定律以及鸟类的飞翔。在他的作品中，一根草叶、一只鸟翼、一个瀑布都建立在对自然的仔细观察上。作为民用和军事工程师，他还去了解动力学和静力学的原理，测绘过弹道曲线。达·芬奇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喜欢没有理论的实践，他就像水手上了一只没有舵和罗盘的船，永远不知道驶向何方。”达·芬奇留下了丰富的笔记，当然这些笔记是用暗码写的——他根本没想把它们公诸于世。所以有人说：“假如达·芬奇把他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出来的话，科学就一下子跳到一百年以后的局面。”
在大约1500年以后，文艺复兴运动传到了其他欧洲国家，逐渐演变成一场“国际运动”。
2.来自东方的技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促进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的有力杠杆，但可悲的是这种“对话”往往是战争。不过，战争的需要刺激了新式武器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
火药本身是中国的发明，但把它有效地用于战争却始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重炮约在1330年在战场上使用，但早期的火炮非常原始，站在后面比站在炮前更危险。15世纪中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从而在1453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一是土耳其人运用德意志和匈牙利的大炮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二是法国人运用重炮占领波尔多城，从而结束了百年战争。大炮使得谋反的贵族领主难以蜷缩在城堡内，因而也就起到了巩固国家君主体制的作用。
指南针最早起源于中国，但在欧洲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1300年左右，磁性罗盘帮助船只远离陆地，甚至闯进大西洋，开通了意大利与北部各国的海上贸易，从而带来造船业的繁荣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接着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这样，世界在欧洲人的眼中突然变小了。
中国的造纸技术在欧洲传播，使得纸张取代羊皮纸成为最普通的书写材料，因而读书识字的代价就更便宜了。随着文化学习更加普遍，对廉价图书的要求日益增长。1450年前后，谷腾堡(J. Gutenberg)独立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充分满足了这种要求。图书的普及增强了进步思想的传播与交流。因为，革命的思想一旦被印刷成数以百计的小册子，要想扑灭它绝非易事。从这种意义上说，是印刷术保证了宗教改革的实行。
3.宗教改革1514年，德国美因兹教区的主教艾伯特为了竞选大主教，筹募给罗马的“献金”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在得到教皇的默许后，开始在北方大部分教区发售“赎罪券”，宣称“购买者的灵魂可以不受炼狱的折磨，而尽快升入天堂”。这件事激起了维滕贝格大学年轻讲师路德的义愤。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自己撰写的“95 条论纲”张贴在维滕贝格大教堂的墙上，其中一条说到：“教皇的钱包比富豪还要鼓胀，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钱建造圣彼得大教堂，而是要去掏穷苦基督信徒百姓的口袋呢？”
路德的本意是和教皇“论理”，但“论纲”中的内容否定了教会的权威，体现了对天主教的叛逆。恰好这时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运动正在各地蓬勃兴起。这样，“95条论纲”就好像烈火遇上干柴，把整个农民运动点燃了起来，同时，也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1520年教皇发布“圣谕”开除路德的教籍。愤怒的路德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为自己辩护。这些文章借助机器印刷广为传播，使路德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宗教改革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分裂为新教(基督教新教)与旧教(天主教)。新教改革派倡导改革教义，返回原始的质朴状态,要求放松教义控制，允许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对《圣经》作出自己的解释。这样就在科学和宗教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利于鼓励人们探索自然的奥秘。所以，才有后来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作出的两大重要贡献：第一，积极鼓励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第二，倡导以“适应”方式阐释《圣经》，排除了科学探索发展的主要障碍。
加尔文强调物质世界的创造和人类身体的创造都证实了上帝的智慧和性格，如他在《基督教原理》中写道：
让每个人都有办法获得快乐，这样上帝就高兴，这就不仅在我们头脑中植入了我们已在宣讲的这宗教的种子，也使他创造整个宇宙结构的完美性深入人心；而且他天天都把自己置入我们的视野，这样一种方式使得我们只要一睁眼就必然看到他……为了显示他的高超智慧，上天和地面都向我们提供了无数证据，这不仅仅有用颇为发达的天文学、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加以说明的证据,而且还有那些一个文盲农夫也会去注意的证据，他只要一睁开眼就必然看到这些证据。
当然，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远非简短的文字能够叙述，也绝非一两个孤立的事件所能概括。但是，由宗教改革引发的不同教派的冲突，却最终把欧洲拖入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科学革命就是在这场宗教改革的背景下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