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也是这样一个深夜，我阴差阳错地恢复了同样是阴差阳错清除的硬盘数据，看到里面更早的某个深夜写的一个未完成“理想三旬”的文章，江郎才尽的我也想给他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就像去年二伯把奶奶搬上家神台，满头黄发的奶奶和青丝不改的爷爷并不搭，却总是圆满了。
至于为什么是二伯，因为大伯在爷爷去世的年纪走在了奶奶前面，怎么说呢，如果大伯有社保，那他在缴满的前一年很不幸失去了领取的资格，同各种你能说的上的癌症斗争了三十载有余，最后在大伯母的叨叨声中和他的五脏六腑一样衰竭，在和二伯和我的父亲简单做了交代后以一把药结束了他劳劳病病的一生。他肯定还有很多想做的事，稻子还没到收获的季节，圈里的猪也没到出栏的日子，他本可以像上一年一样搞一点钱给他的儿子我的大哥还高利贷，继续给生活留一份念想，可是这次阎王已经没有耐心了。
再后来我路过大伯的家门，我看到门口停的大伯的电动车，我像以前走进去叫醒大伯起来打牌一样走进去，早先大伯的房间空空荡荡，床铺拉去祖庙烧了以后家里连张画像都没有挂出来，那辆半新不旧的电动车成了大伯存在过的不多的痕迹。我不说唯一，那样太伤，会与我蓬勃的惺惺做派格格不入。
今天早些时候，父亲的满腹牢骚再从远方传来，老实说我并没有怎么触动。不知什么时候，生活被我过成了工作的模样——没完没了的事、莫名其妙的人。我本有一万种办法去面对这些，我曾经试着去做一个完人，我显然做到了。然而如此明晃晃的表述，是不值得被信任的，于是趁着我的猫王收音机还有点电，趁着茜拉的歌单还没有唱完，我且道一道。
我跟我大儿子这么大的时候就开始记事了，那个时候奶奶还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泼妇，有文革时期的高帽子为证，我不可能造谣，毕竟逝者为大，何况是登记在家里户口本壳子上的我的奶奶（当时我小儿子出生户口本写不下，派出所给换了个新户口本还是放不下，无奈把老人家印在了户口本壳子上，父亲为了改变现状以贰仟文的代价捐了个一户一宅的名额，于是我携妻带子另立门户被迫成了户主）。显然父亲是个孝子，却和二伯一样不具备调和婆媳矛盾的能力，太多事情可以发现端倪，当然我也愿意相信奶奶的葬礼上，二伯母和我母亲是因为分到了金条才没有显露出过分的悲伤，对于母亲这种演技派，像外公过世时挤出断线的眼泪是不必过分吃力的。
后来，当矛盾无法调和，爆发就变得理所应当。在二姑姑和父亲的PUA与反向PUA中，我们家在村东头的县道边上盖了个二层小洋楼，搬离了充斥是非的屋檐，四万五的造价，二姑姑借给我们家三分之二。就这样，我们家在晚饭还是常年喝粥吃萝卜干的条件下住进了楼房。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改革开放、也不知道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怀着怎样的险恶用心牵带我们进了WTO，只是儿时的梦想（因为带着穷癌出生也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梦想）在随后的几年都一一实现，这在我早些年的文字记录中有过多次的表述，不再赘言。也正是渐渐在这种变化中养成的我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性格或者说顽疾无法自愈，比如逆来顺受、比如随遇而安。
子曾经曰过的：616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显然今年617更值得说道，我的外甥（名字谐音易于引起无意义的联想且笔画过于复杂不便展示）中考了。然后不排除他在晚些时候的九月初去到他父亲心心念念的高中苟且，我没法不用苟且。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既不能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中恬然自安，又无法在工厂剪线头、打螺丝中揭露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本质甚至找到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至简大道，也没有操纵大型力臂机械或者长时间实现无机长方体空间定向移动的能力，于是他们钻社会主义的空子投机倒把，以当年取得良民证的手段获取教师资格，再借助裙带关系暗通款曲，通过一系列谜之操作混进灵魂工程师的国家队伍。试问就这么唯利是图的一帮，虽然也算不上恶贯满盈，但是不学无术、以金钱价值作为唯一导向的行尸走肉如何担得起授人以渔、因材施教以至于恢复中华的大任？人前他们是诸如小仓的老师，人后他们是诸如老师的小仓。他们以资本家胁迫工人的方式让你像狗一样记单词、一样刷题，这种无人道的大水漫灌美其名曰学习。疯了旁边横岗火葬场的隔壁就是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隔壁就是火葬场。倘若在这样的大熔炉里你百炼成钢，从而在此后的高考里脱颖而出上了985/211，他们的工资还能加个200，这200大洋就是你的剩余价值。
倘使如此，我希望他诸事顺遂，毕业、工作、交友以至结婚生子，传承基因延续香火。又或许00后有00后的选择，他本可以不用承受这么多，只是他可以凭借的太少。一个苦命的父亲，一个命苦的母亲，一个听说体育生录取分数低就励志学体育、听说计算机行业钱多就崇尚码农的迷茫的自己。只但愿我是杞人忧天、过分焦虑。
然后在一个瞬间我就发现，现在的我也牢骚满腹，像极了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