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从卡塔尔首都多哈传来好消息：扬州牵头推动，多个城市共同努力，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不知是巧合还是未卜先知，就在不久前，北京市社科院发布了一份蓝皮书：《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13-2014》，提出大首都的城市新骨架。科学家们建议开凿一条全长160公里、宽1公里、30米深，可通行30万吨巨轮的“京津陆海运河”，直通渤海。提议者说，开凿运河将有四大好处：一是通过运河引入海水，通过海水淡化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提供水资源，解决北京水资源不足的困境；二是改善北京和天津的大气环境，为打造宜居城市创造条件；三是通过运河航运，打开北京的直接出海口，发展北京及周边地区的航运事业；四是借此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专家们大胆展望着：将来，在北京看海，去燕郊捉螃蟹，将不再只是发大水时的吐槽，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估计再过个千八百年，“京津陆海运河”也将成为《世界遗产名录》的一员。
好吧，如果“京津陆海运河”这个建议是认真的话……凹凸先生很想问一句，砖家你是从隋朝穿越过来？还是刚重温过冯小刚的《不见不散》？为什么那么说，因为冯氏电影里有一个和“京津陆海运河”类似，却更为吊炸天的不靠谱建议——将喜马拉雅山炸穿。不过冯小刚只是用了一招“乾坤大挪移”。这一“头脑风暴”的原创，是如今“三进宫”的川商牟其中——上世纪90年代天朝最具有代表性的富商。他的故事，比如今的“二马”传奇百倍，那真叫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最经典还要数1991年的“罐头换飞机”事件。
1991年，牟其中就像武侠小说的主角般传奇，他让全世界见识到天朝人“空麻袋背米”的经济天赋。对于天朝而言，上世纪90年代初的集体记忆，无疑被这个四川男人深深占据。
在他还未成立南德公司之前，就分别在1974年和1983年因“批判文革”和“投机倒把”坐牢，但超过5年的铁窗生涯并没有让他学会安分守己——1988年，牟其中在海南创立了南德经济集团，开始在深圳、北京和海南等地寻思各种贸易，大到贩卖钢材，小到批发毛线。喜欢天马行空的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换脸熟的“大场面”。
经过短短一年的倒买倒卖，他即受邀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这是天朝企业家第一次参加这个知名的非官方论坛。牟其中受宠若惊地去了。会期半月，他只呆了几天要逃回国——瑞士的物价……你们懂的！因此每每看到酒店餐厅价目表他就心惊胆战，只能到处找路边摊。临结账时才被告知，作为受邀嘉宾，他的食宿都由论坛方全包了。
瑞士归来不久，牟其中认识了一个靠谱的河南人（不容易），后者一脸严肃地告诉他：“正面临解体的前苏联准备出售一批图-154飞机，但找不到买主。”他顿时感到机会来了！可是，南德公司既没有外贸权，也没有航空经营权，更没有足够的资金，要做飞机贸易，简直是异想天开，但牟其中决意一试。无巧不成书，成立不到一年的四川航空正满世界找飞机，他便前往洽谈——南德与川航一拍即合！牟其中又从四川当地的国营企业中挖掘了罐头、皮衣等大批积压商品，准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达成交易。
牟其中很懂人心，他将钓鱼台国宾馆作为接待苏联航空工业部官员的地点。谈判之前，他故作神秘地告诉对方：“这里，便是不久前戈尔巴乔夫同我们领导人会谈的地方。”淳朴的战斗种族同志立刻肃然起敬起来。
一直游走在政策边缘的牟其中知道贸易双方的供需要求。他利用这些“组装”出一个物物交换的市场。当时天朝自上而下都对这桩买卖处于观望状态——这恰是牟其中看透了的。于是，牟氏空手倒腾几下，这笔“不可能的生意”居然成了！1991年夏秋之交，南德、川航与苏联三方达成协议：中方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日用小商品换购四架苏制图-154飞机。这笔传奇的贸易经媒体报道后，牟其中顿时成为天朝热点人物，他自称从中至少赚了8000万。
“罐头换飞机”让牟其中和南德一夜成名，更让他对“空手套白狼”深信不疑。他曾表示：“我们需要建立智慧文明经济的新游戏规则。有人说我是空手道，我认为，空手道是对无形资产尤其是智慧的高度运用，而这正是我对中国经济界的一个世纪性贡献。”
今后十年里，牟其中将这一理论再三运用，并想了一大堆吓尿人的计划，最结棍的就是电影《不见不散》里葛优泡徐帆的那句经典台词：“我要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深2000多米的口子，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入中国干旱的西北地区，使之变成降雨区。”
在整个1990年代，牟其中一直是媒体焦点，这位充满想象力和改革空想热情的四川人，是第一个被冠以“中国首富”的企业家。牟氏成功传奇并不偶然。199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10多年改革之后，计划体制已经到达瓦解的边缘，缺乏市场开拓能力而造成旧货积压，是很多国营的最大难题，这无疑给“牟其中们”提供了巨大的运营空间，成为这些冒险家屡试不爽的致富手段。
就在“空手道专家”牟其中开始为南德的未来忙碌奔劳时，宝岛作家三毛用一条丝袜结束了自己48年的生命，选择死亡以留下最美记忆。贾平凹说她是真正的作家：“一个高挑着身子，披着长发，携了书和笔漫游世界的形象，年轻的坚强而又孤独的三毛对于大陆年轻人的魅力，任何局外人作任何想象来估价都是不过分的。许多年里，到处逢人说三毛，我就是那其中的读者，艺术靠征服而存在。”他没说错，当时迷恋她的人多是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文青。
而对于1990年代初的普通大陆人，三毛最为人知的是《橄榄树》和《滚滚红尘》。我们并不熟悉她，也不熟悉其作品，只知道她喜欢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才有了这一笔名；还有……都热衷打听她与王洛宾之间那段亦真亦假的绯闻：一个正值青春的台湾女作家和一个年近耄耋的西部歌王，即使是假的……应该是真的！不！必须是真的！这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而其正牌老公荷西，知道的人并不多。
事实是什么，当事人都早已归于尘土。唯一可以确认的两点是：1、三毛喜爱西部歌王的那些歌曲；2、三毛与王洛宾确实接触过，也曾到过当时王洛宾居住的乌鲁木齐两次。三毛的朋友说他们两人没有忘年恋，甚至相处的很不愉快。更多研究三毛的砖家认为，这是女作家善良而单纯的一厢情愿，是荷西死后的新情感寄托。
三毛还是少女时，就爱唱王洛宾改编的中国民歌。长大后，当同龄的台湾时髦女郎哼着《小城故事》或《兰花草》，摇摆着坐入恋人的机车里时，三毛把《在那遥远的地方》与《达板城的姑娘》带去西班牙，带去撒哈拉，唱与荷西听，即使后者离去，她也从未停止。
上世纪80年代，三毛去新疆旅游时特地去拜访了王洛宾。此时的王老汉已经70多岁。两人见过之后，女作家的内心被勾起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愫，只能以丰富的想象力，在心中反复描摹着这位饱经磨难的艺术家形象。
3个月、6封信。王洛宾似乎都明白，也都不明白。他写信告诉三毛：“萧伯纳有一柄破旧的阳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做拐杖用。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之后，王洛宾延缓了写信的日期。三毛来信责怪：“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几个月后，女作家再去新疆，直接住进王家。然而，三毛半个月后，她提着行李回到台湾。十几天的朝夕相处，使她明白何谓“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一年后，三毛的死讯传到乌鲁木齐。王洛宾心情复杂，写下了诗歌《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
三毛死后那几年，她和王洛宾那段真假恋情逐渐被人淡忘。越来越多的大陆年轻人开始传颂她和荷西的故事。三毛是理想与实际的完美结合体——脑子一热跑去了非洲，面对残阳如血的大漠旋即后悔。还好荷西让她再一次爱上沙漠。她成了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用中餐款待丈夫；教邻居女孩子认字，用简单的医疗知识解除当地人病苦；跟着运水车深入沙漠腹地。
三毛和爱无能的顾城，练气功的海子有着天渊之别——虽然孩子气但心智正常，散漫自由又不烦恼于家务琐事。虽然她充满艺术家般的矫情（nozuo no die），却不妨碍她的爱情与生活如童话般美好。可惜，三毛的爱情童话没有骗人，却是短篇……
无论童话再美好，日子总得往前过。没有几个普通人能像三毛那样，将物质生活看得如此淡薄；没有几个人能像牟其中那样，手上只有100万却敢做几个亿的生意。大部分人依旧是按部就班地过活，为了活得更好，为了更有面子——于是，奥迪的“小弟弟”，奥拓应运而生。其实两者P关系没有，只是中文名碰巧都“姓”奥而已。
1992年，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简称“兵总”）获得日本铃木奥拓车型的相关技术及生产设备，让旗下四家军工企业重庆长安、吉林江北、湘潭江南和西安秦川开始生产微型轿车奥拓。四兄弟的奥拓产品分别叫长安奥拓、江北奥拓、江南奥拓和秦川奥拓，形成四个“奥拓”共存的奇葩局面。是不是觉着很眼熟？汽车界的阿里斯顿冰箱啊！
不少生于85前的魔都人都记得，1990年代初上海滩曾经出过少量奥拓差头。车实在太小，后排只能挤2个人。而它却一车难求——因为起步价为8.1元，比夏利便宜9毛钱。的确，奥拓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夏利，后者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夏天空调开得够足够冷。可惜，没多久魔都就统一了出租车车型和价格，奥拓只能退出。
扯远了扯远了！当时引进国内的是第二代铃木奥拓（CA72）。它搭载4速手动变速箱，0.8升三缸发动机，提供36马力的动力。这一代奥拓在天朝一呆就是16年——单就长安奥拓而言，从1992年引入到2008年停产，累计销售了50余万辆。没有QQ之前，奥拓无疑是天朝最便宜的机动车，更是微型车的传奇。
可传奇仅仅是属于重庆长安。其他三兄弟的命运，因为这部小车真可谓死伤惨重，车艰不拆。
最惨的就属吉林江北。他们1980年自主开发了汽车发动机和一款军用摩托车，当时风光无限好，可惜遇到傻逼上级领导——上头觉得好东西必须大家分享，要求吉林江北将摩托车无偿转给嘉陵生产。吉林江北照做了，5年后，他们借用菲亚特126P底盘加自创车身，开发出一款“大头鞋”，还通过了专家的评审鉴定，但始终没有投入生产。没关系！吉林兄弟真实诚，接着搞开发。不久又以一款斯巴鲁为样车，开发出了“美鹿”牌两门轿车。这次可没上级干预了，他们可高兴坏了，“航吃航吃”地开模具，做卡具，建总装线、焊装线和进口检测装置。1990年开始生产，1992年底停产，总共只造了200多辆。
“美鹿”停产的那一年，他们转产奥拓。汽车界的阿里斯顿冰箱由此产生——说实话，兵总的构想当时很美好：系统内统一配套零部件，重庆、吉林、湘潭和西安四家下属工厂统一组装一款车型，长安供应他们覆盖件。这样做迅速就能形成批量，总体上解决兵总系统的“军转民”问题。
市场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的计划思想走。在重庆长安看来，凭白无故多的绝不是兄弟，是三个竞争者，因此供应覆盖件不可能痛痛快快。外加供应覆盖半径太大，运输成本必然高了，只能统统算到别家头上，吉林江北首当其冲。他们每造一辆车就亏损一万元，不但没有盈利，反而还负债累累、濒临破产。7年累计产量不过5000辆。甚至惨到为了发工资，只能把上好的冲压设备低价出售。
湘潭江南因为投放力度一直都不算大，主要是力不从心。没多久就成了上海华普汽车（吉利控股）的一份子。只有西安秦川一直咬牙和长安较劲，但撑到2001年实在撑不了了，只能“无疾而终”。后来改产福莱尔，小火了一把后迅速转让给了比亚迪。
剩下的最大赢家无疑是重庆长安。由于产品质量过硬，售后服务完善，长安奥拓多年来一直稳坐成都经济型轿车头把交椅，笑到了最后。
90年代初的天朝经历着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新混乱：改革开放、姓资姓社、国营工厂倒闭、倒爷、邓丽君、朦胧派诗人、气功、台湾、三毛……人的内心充满着究竟是道德重要还是金钱第一的矛盾，在街头，在学校，在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吵闹着喧嚷着，渐渐袒露并释放着自己的欲望。
